见到杜妮亚(Dounia)时，巴黎恐袭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
这座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痊愈着：街上行人匆匆，商店全开，广场边上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
伤痕隐藏在更深的地方—— 当我问老板能不能去更安静的二楼拍摄时，老板皱着眉头拒绝了。
“我看不到你们在上面干什么。我得为安全考虑。”
杜妮亚上身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头上裹着头巾，黝黑的眼睛笑盈盈的。
杜妮亚在法国南部出生长大，虽然拥有法国和摩洛哥的双重国籍，但她从未去过自己名义上的故乡摩洛哥。对杜妮亚来说，法国就是她当之无愧的祖国。
杜妮亚出生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但她对穆斯林的理解最初局限于文化习俗层面。
比如她会遵从宗教习俗，像其他穆斯林一样过斋月（斋月是伊斯兰历中的第九个月；被许多穆斯林视为一年当中最圣洁的一月。）但她微笑着说：“不过我从没想过背后的宗教意义是什么。”
就像在中国，虽然那里有源远流长的佛教传统，但许多人对佛教的接触也仅止于大年初一到庙里上香。
高中毕业后，杜妮亚独自一人来到巴黎念书。在独自生活的过程中，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开始问自己许多哲学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会死？”“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吗？”“如果有，那个世界会是啥样的？””
她开始认真阅读古兰经。遇到难解的问题，她会向伊玛目（伊斯兰学者、宗教领袖）请教。杜妮亚强调道：“我不会随便去街上拉一个人来问，我会请教那些真正懂得古兰经的人。”
在她19岁这一年，杜妮亚选择了戴上头巾。
这个决定给她带来不少麻烦。杜妮亚的梦想是成为法国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她在大学主修了政治科学，还在联合国实习了六个月。但根据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职人员不能佩戴带有明显宗教意义的装饰，而头巾正是其中一种。
这个“二选一”的抉择让杜妮亚非常为难，甚至考虑是否要放弃在法国担任公职，转而去公职人员可以佩戴头巾的摩洛哥工作。和她一样，她的一个律师朋友也面临这个难题：“她每天上班前把头巾摘下来，下班后再带回去。她说这感觉很不好—她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如果你不带头巾，你的家人会反对吗？”我问。
“刚好相反！”杜妮亚忍不住笑了。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戴头巾的，家人有时还会嘲笑我太“极端”，他们常常劝我把头巾拿掉，不要因为这个耽误前程。” 杜妮亚的爸爸、妈妈在孩童时期便随父母来到法国，并在这里落地生根。
家庭成员在遵守宗教习俗上存在分歧的现象并不少见。我在爱尔兰时就认识一对穆斯林姐妹：姐姐戴头巾，穿长及小腿的特制外套，决不在摆着酒精饮料的桌子旁坐下。妹妹不仅不带头巾；在参演话剧《夏洛特的网》时，还穿着紧身芭蕾舞服扮演剧中的“蜘蛛”。”
△杜妮亚在咖啡馆接受采访
戴头巾给杜妮亚带来的压力还有显而易见的人身威胁。
根据法国“反对‘仇恨伊斯兰教’国家观察站”的结论，自2015年1月7日“查理周刊”袭击案发生以来，全法境内反穆斯林暴行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仅在1月份，该组织便收到了147起举报，超过了去年举报数的总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黎恐袭案让法国反穆斯林情绪再次高涨，仅袭击案发生后的一周内就发生了至少32起反穆斯林暴行，有人在清真寺上喷涂“红十字”或其他侮辱性话语，甚至当面对穆斯林进行口头或者肢体攻击。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暴行80%以上针对的是穆斯林妇女。
杜妮亚是幸运的，因为她还从未遭受过任何语言或肢体上的直接攻击。困扰她的更多的是人们一样的目光。
“自从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地铁上便经常有人盯着我看。我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微笑，试着和他们聊天。”
相比之下，杜妮亚的两个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走在街上时，有人对她们大喊“这不是你们的国家，滚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
“可她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杜妮亚难以置信地补充道，浅啜了一口杯里的咖啡，略带疲色。
杜妮亚服务于一个学生组织“法国穆斯林学生会”（EMF）。这个组织于26年前成立，在法国各地拥有21个分支机构，定期举行多种活动为穆斯林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提供帮助。巴黎恐袭案发生以来，杜妮亚和她的同事们便一直在紧张地筹备着一个和平宣传活动。活动的名字叫“团结一体”（Nous Sommes Unis）—杜妮亚反复强调，她发动这次和平宣传活动只是因为她是法国公民，而不是因为她是一个温和派穆斯林。
△“法国穆斯林学生会”举着写了“团结一致”的纸牌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活动选择了“团结一致”作为口号，而不是“别以我的名义”（Not In My Name，全球穆斯林发起的一场谴责伊斯兰国打着伊斯兰旗号为己正名的活动），尽管后者更加流行。
活动时间快到了，我们跟着杜妮亚来到了散落着鲜花、蜡烛、哀悼的人们和记者的共和广场。
志愿者已经在广场上集结，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就在采访的一个小时内，气温就从15度骤降到了5度，还飘起了冰冷的小雨。
活动场面比我预想地热烈许多，路过的行人纷纷围了上来。我垫着脚尖跳跃了一分钟才拿到题字用的马克笔，在白板上用中文写下“团结一致，世界和平”。马克笔继续在跳跃的人群中穿行，人们纷纷写下对和平的期待。
我拉着杜妮亚问道：“既然IS拿伊斯兰教当幌子，那么以温和穆斯林的身份宣传不是更有针对性么？为什么你只愿意以法国公民的身份发动这个活动？”
杜妮亚听后，几乎是唯一一次略带嘲讽地答到：“没事的时候，要我们“政教分离”，压抑我们的宗教表达；有事的时候，又号召我们搬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说事儿—这不是两面派是什么？！”
杜妮亚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小野洋子的一件装置作品，是一扇被子弹穿过的玻璃窗。从这一面看，你看到的是袭击者的视角；从那一面看，你看到的将是中弹者的视角。
我希望这篇采访成为一个路标，让习惯于站在玻璃这一面的人们，偶尔也能到玻璃那一面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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